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韦三水|您身边的商业事1001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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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深财经作家与商业观察家,以及北京三十度空间集团创始人。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、中国品牌营销学会常务理事,以及《第一财经日报》、《北大商业评论》、《中欧商业评论》等影响力媒体专栏作家。产业经济观察者、现代新国企论提出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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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荣融与2005年:超大国企带给我们的痛苦和希望(一)  

2010-08-25 13:32:10|  分类: 水论之特别深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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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所为”与“不可为”:从2004年底说起

一场肇始于2004年12月份的中航油事件开始爆发。这无疑给刚刚成立不到两年的国资委一记“重拳”——尽管伴随着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,一个名叫李荣融的铁腕人物也开始登场,成为手握巨大国有资产的“管家”,并再次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旋风。
但,一个陈久霖足以把一个中航油置于困境。也在相当程度上把年轻的国资委置于一种困境——这场事件无疑再次重新挑起了超大国企的公司治理的问题的争论;而在这种争论的背后,实际上则是是否去“政府影子”的争论——但悖论却在于,随着李荣融的上马,国资委就是一个强有力的“政府的影子”来操纵着庞大的国企群落的命运沉浮。
其实,人们的争论并不唐突和矫情。因为,中航油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陈久霖。按照常理来说,一个公司出现丑闻,反映的应该是公司治理问题。中航油(新加坡)公司违规进行石油衍生品交易,历时一年多,从最初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,基本上是陈久霖一人操控,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形同虚设。据说,就连中航油集团向新加坡公司派出的党委书记,在新加坡两年多也一直不知道陈久霖从事场外期货投机交易。这种“结构性风险”不爆发才是怪事。
不过,真的指望党委书记去矫正陈久霖式的问题,决不是根本之道。它反而说明,只靠思想教育和组织觉悟解决不了问题。
如同一些评论家已经指出的,中航油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它的政府背景和垄断性地位。对于这样的垄断性企业,其实谁都无法真正行使有效监督。高度的企业垄断往往导致更高度的个人垄断,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。 正因为如此,有学者称,中航油这类国企的治理水平其实取决于政府治理的水平。而要改变垄断性国企“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,也没有真实的公司治理”的现状,一个可行之策是,借产权突破实现“政府影子”的合理退出,使垄断性国企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。
不能不说,睿智的李荣融带领着年轻的国资委,已经有了类似的思路,用含有多种市场属性的改革手段促使国企的产权突破,引导外国企业、特别是跨国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改组,推进中央企业股份制改革,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。而真正的投资者,他会拥有比“党委书记”更多的实质权利和监督权力,并行使其责权。
事实上,早在到2003年底,中央企业所属三级以上子企业48%进行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,其国有资产占全部企业净资产额的36.7%,实现利润占中央企业的66.3%。另据不完全统计,截止到2004年9月末,中央企业控股的在香港上市公司有53家,流通股本总额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18.1%。
这样的业绩无疑记在了李荣融和国资委的功劳本上。但,这样的数字并不实质性代表超大国企们的走向是符合人们的预期的,即“真正的市场竞争、真实的公司治理以及真正的现代企业”——很多的超大国企们依然躺在垄断的体制与资源里睡着大觉,而依然努力着突破、发展并渴望一种市场竞争和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少数超大国企们,其实,就连自己干什么,以及留任多久等等,并不具有真正的发言权——因为,在它们的前面,有着一个“政府影子”在告诫他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。
当然,中航油事件的发生,无疑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加快股份制改造的步伐。
还记得2005年那一年,国资委的最新措施就包括,积极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,从履行出资人职责出发,推进已改制企业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,加强管理。今年以来,一些垄断性特别强的行业已经开始加快改革进程。如中国航空集团、神华集团等14户企业改制设立了股份有限公司,中海集运、中国电力、中国网通(香港)等在海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
也正是在2005年年初的那个年度,我以及更多的善良的人们以良好的意愿认为,随着产权改革的继续深化和出资人职责的逐步明确,今后中央国企出现“分化”和整合的趋势也将明显。一部分中央国企依然享受政策资源扶持,但扶持更多表现为是在产权方面更具市场趋向的“放行”;另一部分中央国企将通过大规模打破垄断、吸引战略投资或重组,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,争取成为行业和市场领导。
这些,无疑闪现着李荣融这位国资“大管家”的一种呕心沥血和英雄魄力,更有着一种难得的担当。尽管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逻辑推进中,人们对监管部门既有期待又有担忧。
这些期待,这些担忧,其实也代表了人们对国资委和李荣融的一种更大的期待,其中也掺杂着一种隐隐约约的诘难——在央企大转变中,无论涉及上市还是管理层激励,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和监管力度究竟多大才是合适的?监管部门自身的监管水平和风险控制水平又有多高?
毕竟,有专家质疑说,中航油事件,国资委也负有一定责任,凸显出其对企业的监管存在力量不够的事实。根据《财经》杂志的当年的专题报道称,国资委曾专门就是否救助中航油(新加坡)进行研究,后来决定不予救助,由企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但中航油并未理会,直到11月29日事发。
事隔五六年之后的如今,我们一面看到李荣融“光荣卸任”,一面重新回忆起中航油事件,我们似乎能从中感受到李荣融的一种“不可为”,尽管李荣融已经尽自身最大的努力而去“有所为”了,但他这个强人的面前同样也有一堵墙壁——无论怎样,当年的中航油事件似乎已经直接影响到国资委对企业的监管强度,并且在“收”、“放”之间做到一种平衡。除了继续推进股份制改革外,国资委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加强对国有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分析,并利用财务预算和财务控制的杠杆做到风险控制。
或许,当时的愿中航油的亡羊之痛,让人们意识到国资委肯定能带来更多补牢之举,促进更多改革之实。但问题是,超大国企中类似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。——这样的问题,也绝非是国资委和李荣融所能解决的,因为,他们同样也是身在“某种体制”中。

(原创连载,请勿私自转载。本文核心内容参考了若干年前笔者在第一财经日报写的社论。)

系列连载之二:http://weisanshui.blog.163.com/blog/static/122228152201072634032871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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